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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广达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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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陈希我专访:文学不死,我也不死  

2017-02-03 19:38:07|  分类: 文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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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希我专访:文学不死,我也不死 - 陈希我 - 陈希我

 

采访人:叙灵

受访人:陈希我


这是十年前的一个专访,发在《文学界》上。感谢老友、诗人叙灵,感谢《文学界》策划、编辑远人。这个专访还是比较完整的,做我“作家论”的专家和研究生应可以直接从这里得到不少信息。

另,现在再看这专访,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:“中国作家成名后,一般都是短命型的,你认为自己会一直写下去吗?”当时我回答是:“我相信我不会短命,理由是:一、我视文学为生命;二、我知道前面的路;三、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”现在第三个基础已经没有了,但我仍然相信自己写作生命还可以延续,会是同时代作家中写作生命最长之一个。十年过去了,我仍然有信心。

图片里是当时的我,在当年的书房,电脑视频摄像头拍的。


一、 写作的契机、恩师及一些往事

 

叙灵:你能回忆当你决定成为一个作家的那个确切时刻吗?

陈希我:确切时刻很难说。大学二年级,我的老师孙绍振当着全年级同学的面说我:他天生就是个作家。作为当时在全国文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,他这么说我,我就一根筋往写作路上奔了。大学四年,连恋爱也不屑于去谈,想着我将会成为一个作家,心气高傲得很。但是大家认为像我这样不谈恋爱几乎不可能,只不过藏得紧。大学毕业告别餐上,有同学到我跟前,说: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?你的女朋友在校外什么地方?我说:我还真的没有谈。当然也许还可以追溯更早前,我高中时,我的班主任说我将来会当个作家。在我的内心里有了当作家这个念头。

 

叙灵: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?最初因为一个怎样的契机,让你闯入了文学这座理想的殿堂?

陈希我:高中时就开始七写八写了。我记得第一篇能称得上小说的东西叫《回春》。但是我仍然对绘画更感兴趣,更想当画家。我从小学画,按正常的路,我应该上美术学院。高考前,我父母让我先去参加高考统考,考不上再去考美院。当时有三条路摆在我面前,一是上美院,一是上中文系,一是考不上,沦为社会混混。当时我已经很有混混相了,留长发,穿笔筒裤,抽烟,到处捣乱,不爱回家。作为在学校大院长大的老师的孩子,我是那群体中被认为最没希望考上大学的,结果那年只有我考上了本科。但最初不是上福建师范大学,而是西南政法学院,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重点政法大学。那是我自己填的志愿,就因为那学校在《红岩》里的歌乐山下,令我向往。但是我父母不让我去面试,怕我吃政治饭,就想方设法让来招生的人把我退出来,然后把我送进了他们的管得住的福建师大。也不是因为要读中文,只是因为成绩比较高,能够上中文系。那时候都这样。

 

叙灵:文学评论家孙绍振是你大学时代的恩师,他很早就发现了你的文学才华,孙老师对你的写作曾经产生过哪些影响?

陈希我:在我大学二年级时,他上我的写作课,当时我交了篇作业,小说《坟墓》,他发现我写的和别人很不一样,惊异于这么小的年纪怎么有如此黑暗的心理?就把我找去,给我印有作协字样的500格稿纸,让我抄一下他拿去推荐发表。他在各种场合推荐我,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孙老师无疑是我文学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人物,并不是手把手直接教我怎么写,而是,他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:一,让我知道了文学的高度,有很多写作者一生都不知道这个高度,一生盲目地写。这是我的荣幸,一开始就看到了;二,怂恿了我敢于质疑一切的精神,没有什么不能怀疑的,这是孙老师给他的学生们的金钥匙。三,让我坚信,我是很棒的。

 

叙灵:最初的一篇作品发表在哪家刊物?处女作的发表给你那个时候的心理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?

陈希我:很惭愧,发表在《福建文学》,是人家为了同情我,给我的安慰,而且我也怀疑编辑并没有读懂这篇小说,使它意外地得以出笼。欣喜还是有点,但只是一点,好像憋满膀胱的尿,泄了一滴。那是个小小说,题目叫《科学》,写科学是如何不可信的。那已经是孙老师说我天生是个作家六、七年之后了。在这其间,孙老师到处推荐我,我也写了无数的小说,但是一篇也没有发出去。现在来看当时我写的东西,并不比当时名噪一时的那些作品弱,倒是超前了。编辑说作品太尖刻、太黑暗,建议我修改,比如打擦边球,加上光明的尾巴,比如换个时代背景什么的,我一口拒绝了。当时还挺傻,还一套套地反驳他们,还说,宁可不发表,也不愿意修改。孙老师看我这样子,说:那你等待发表的路会很漫长了。我说:可以!当时我17岁,年少气盛,觉得有年龄资本,可以熬。但没想到一熬就是20年。无数的退稿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不走运时的马丁·伊登。现在孙老师说,这些磨难对你现在的成就是有益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即使是他,当时是不是也对我的前景产生怀疑了?反正我周围的人几乎都怀疑了。但是我自己没有失去信心,因为我看到了文学的标高,我相信自己,我是很棒的。就凭着这种顽固和疯狂。这其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我想换一个人已经放弃了。但是我坚持下来了。其实主要也是靠赖皮,太无望的时候,就喝喝酒,找朋友发泄一番,睡一觉,就又开始写了。

 

叙灵:许多作家在刚练习写作时,总是用其他作家当模特,谁是你文学上的先辈?

陈希我:影响我的作家肯定有,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安得烈耶夫,很多,很杂,他们都对我有所启发。但是我同时也很清楚,他们的哪些东西我是不要的,我是我,我按我的方式写。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排除,不追随任何人。你问的是刚写作时?几乎没有,几乎靠自己瞎捣腾,也没有“练习”这个阶段。我的写作源泉直接就是自己的身处,而不是靠对别人作品的揣摩。

 

 

二、留学日本、归国的初衷及日本文学对自身的影响

 

叙灵:你是哪一年去的日本?什么原因促使你负笈远渡重洋去日本留学?在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国家,难以想象的是,一个远离故土的文学青年,身无一点谋生之技,你在日本的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?具体干了哪些事?

陈希我:我是1989年去的日本,去了近6年。因为在国内混不下去了。我要写作,但是我是个具体生活着的人,文学拯救了我,也毁灭了我。文学给人的副产品就是狂妄。我大学毕业因为闹事,被发配到了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。到我出国前,我档案里已经处分累累了,还几进几出公安局,一团糟。其间还因为要救我出公安局,我家让我当了神的“堂子”,我至今还是神的“堂子”,人生失意无南北。我在农村一呆就是6年,眼看就要永远呆下去了,毫无回城市的希望了。越是没希望,就越是抗争,越是折腾,这个具体指什么你应该懂的,看看中国更没希望,个人困境与时代困境死死纠缠在一起。一个算命的说,跳远去吧,去出国。父母本来就害怕我在国内惹出祸来,拿出他们全部积蓄,再借了高利贷,让我出国。最初办的是澳大利亚留学,后来改签去日本。事实证明父母是明智的,否则我肯定逃不了几个月后的大劫难。在日本,我必须顾三样事:一是读书,二是打工,三是滞留签证。这三样缺一不可。你必须有签证,才能读书;你要读书,就要有物质基础,就必须打工;你打工,也必须有滞留签证才能打。我毕竟是穷国去的人,跟那些美国去的、西欧香港去的,甚至是韩国去的留学生不一样。

 

叙灵:记得2000年夏天,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,你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是,你对文学很执着很沉迷,也就是说,为了文学,你什么都可以放弃,当初回国的目的,难道是为了写作这个荒唐的想法吗?

陈希我:是的。我注意到你前面提的问题,我这个去故土的还是个文学青年。在日本,文学也是边缘化的,我又只能中文写作,所以我最后只得回国。语言是思维方式,我不是日本人,基本不可能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。语言难以逾越的鸿沟。要想用非母国的语言做日常的交流还容易,要想用之阅读和实用写作,也不是太难,但是要在文学层面上阅读,就难了,要用非母国的文学的语言来写文学作品,那就更难。中文是我的母语,中国是我文学的根,也是文学的场。

 

叙灵:作为一个令人艳羡的海归派,让人惊讶的是,你回国后干了不少让外人看起来的蠢事,凭你的条件,去公司做事或自己做生意,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,你为何像傻瓜一样(请原谅我用这样的称呼),选择了一个薪水少得可怜的文学编辑工作呢?并且一干就是数年,难道你真的脑子有病?

陈希我:看从哪个角度,从别人的角度看,也许真是有病,但从我这角度,一点也没病。而且从文学的角度说,有病才成就了文学。文学本来就是社会的离心力量,作家是世俗抗拒者。当然他们最后往往失败,但是这过程是重要的,就像海明威《老人与海》里的桑地亚哥。我只想搞文学,不想做别的,我这个人有个不可救药的特点,就是:不想会的就坚决学不会。当然我也可以靠撰稿为生,但那样是会损害我的文学的。只能找个清闲的工作,一边写自己的。当时刚好福建文联有个文学编辑的工作,就去了,希望先干一段,然后转正。但最后干了5年也没有转正。起初几年连工资都没有,后面一个月500元,到最后几个月还不发了。我去找当时的当组书记要工资,他干脆说:我不认识你。

 

叙灵:在你的作品中,充满了一种怪异反常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气息,注重于逆反的性爱、异常的性欲的描写,通过挖掘人深层的心理状态以及从隐微的颓废处来探求人性的真实,这些标志性的陈希我写作风格,似乎跟日本文学有某种渊源,能否给我们谈谈你对日本文学的印象,它们对你创作产生的影响?你喜爱的日本作家有哪些?

陈希我:我喜欢的日本作家多了,芥川龙之介、谷崎润一郎、川端康成、安部公房、三岛由纪夫,还有作为中短篇小说家的村上春树……与其说他们的价值在于怪异反常,勿宁说是在于暧昧。日本语言的表达方式就是暧昧。词意的暧昧,语法的多变,句式上的柔韧,我们以为是他们的狡猾,实际上,是体现了日本人内心的难以言说之苦。 “是他们文学的基点,因为,才以文学为象征,才颓废,才幽微,才冒犯,才极端,才变态。日本作家才成其为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。而不像我们,只是闲适,写出来的是白开水。说是中国作家过得不好,但我看除了个别的异数外,中国作家可能是世界上活得最好的作家了,他们过得好得像世俗人,好得像达官贵人,好得像纨绔子弟,他们稀有内心冲突,更难以去自杀,他们说出的话像白开水。我常苦于无法跟人交流,因为人家不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,我也确实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,总觉得心里很苦,但是说不出来,像感觉苦但说不出来的润土。有时记者索性对我说:你把你的意思用一句话简单说出来吧!他们喜欢简单化、脸谱化,喜欢贴标签。他们要简明扼要,让读者一看就明白。所以他们铺天盖地地说我是直接的、生猛的,他们不可能深入到我作品的内核,就像我们总是难以深入进日本文学的内核一样。我的特征当然跟我接触日本和日本文学有关,但毋宁说是我的个性和他们契合了。

 

三、现实中的行走方式、婚姻家庭、爱情友情

 

叙灵:你曾说,自己追求的是我不是最好的,但我是最独特的;我不一定是正确的,但你无法改变我,但在生活中,你为人和善,对朋友肝胆,乐于助人,跟你文学作品中那种极端和冒犯的特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极其矛盾复杂的人?

陈希我:据说我是天蝎座的,我不相信这种劳什子,但是我的朋友们拿给我看天蝎座人的性格,居然跟我极其相符。天蝎的特征就是内外差异极大。在芸芸人群中,我其实是很孤独的,尽管我也会笑,也会跟大家好好相处,甚至比别人更好相处,更会笑(笑是一种敷衍,一种盔甲),但是我的形不是我的心,我说的,不是我想说的。我也知道没有人愿意跟我说我想说的,因为我想说的是偏执的。但是我不怨他们。也许他们想说的,我也不能理解呢!我看到了人性的阴暗,可悲,但我深知道,人是无辜的,我不愿意怪罪任何人。我知道他们是可怜的。当然我也是可怜的。经过这么一想,就想通了。所以我对他们恨不起来。我有很多敌人,但是我想我没有私敌,我不会因为私人的事跟人发生争执,那太无聊了。

 

叙灵:作为你的朋友,我觉得你有时很颓废,除文学以外,好像没有其它的嗜好,你不写作或不阅读的时候,一般在干些什么?有没有无所事事的时候?

陈希我:这你说错了。我有很多嗜好,小时候,我爱画画,爱弹琴,爱书法,爱下棋,爱打乒乓,还爱惹事捣蛋,大人们常说:这孩子以后业余生活不愁不丰富了。但是渐渐的,生活的乐趣索然了,不再爱做了,文学让人孤僻,更多的时候只是在发呆,抽烟、喝酒、发呆,这就是无所事事吧,但是对写作来说,这是必须的状态。后来患了痛风病,喝酒也被剥夺了。我记得被确诊为痛风症时,医生说要禁酒,我连忙问医生:那抽烟呢?医生说,烟还是可以抽的。我才宽了一下心。上帝总算给我的生活留了个活口。人生就是乐趣不停地被阉割的过程。

 

叙灵:你的家人是否喜欢文学?他们有兴趣读你的作品吗?妻子对你从事写作是否支持?

陈希我:他们不读我的作品,或者是因为不想读,或者是因为我不让他们读。他们不搞文学,他们只知道这个人老要写作,原来没有写出来,现在写出来了,但是他们的生活境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,只是在他们的亲戚、朋友、邻居、同事会惊讶地对他们说:那个陈希我原来就是你的XX啊!我父母曾经因为我的屡屡碰壁,反对过我搞文学,但是他们没法改变我。

 

叙灵:希我呀,问你一个尖锐的问题,不能回避哦,在长篇小说《抓痒》作品里,你生动地把婚姻比喻成一个越抓越痒正在溃烂的伤口,是不是对婚姻深感绝望?除了爱情,你是否相信男人之间的友情?

陈希我:婚姻是很荒谬的东西。人跟人相处本来就那么困难,还要结婚,要结婚还要有很多硬件的匹配,太不可思议了。然后还得保持不变,不能发展。这世界上什么都在发展,惟独婚姻不能发展。恋爱发展了,成了婚姻;婚姻再发展就成了婚外恋了。所以就不能再发展。凭什么婚姻就不能发展呢?这种问题也许我们平时没有意识到,大家都这么过,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,也就过呗。但是文学是一种追问。但是应该看到,荒谬的是婚姻制度本身,而不是被搅入婚姻的人,彼此都没有错的。所以《抓痒》里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离开婚姻,而是换形式苦苦厮守。这是婚姻的绝望的厮守。是爱吗?爱情进入了婚姻,就渐渐变质了。至于男人间的友情,我是相信的。比男人和女人来得纯粹,也因为它纯粹,所以它无趣。

 

叙灵:谈谈你可爱的儿子吧,你希望他长大成人以后从事写作这一行么?

陈希我:对一个作家来说,儿子没什么谈论的意义。这儿子只对作为一个现实的人、对一个男人有意义。作为作家,儿子只是我写作失败后的安慰:我好歹还有个孩子,孩子也是作品。但这只是一种无奈的苟且。作家写出的作品仍然是他唯一看重的作品。当然,作为一个普通人,情况就不一样了,我是父亲,儿子也很重要,有时候会恨作为作家的那个我,把文学放置在第一位。我在写作之外努力矫正。但不管怎样矫正,我都无法从最根本上补救,因为现实比文学残酷得多。我儿子10岁了,很聪明,也很帅。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让他免于受人世之苦,甚至还更受苦。我知道一个人一生要受多少苦遭多少罪,所以我对他怀有着愧疚,因为我把他生下来了。我不希望他以后也去搞写作。写作是一种对我们境遇的严厉的审视,文字是容不得半点掩饰的。我们的生活是经不起审视的,写作只能把自己逼疯。事实上,我一直很焦虑将来让不让他看我的作品。也并非只有我的作品,而是所有的文学作品。文学是害人的东西。假如要毁灭一个人,那就让他爱文学;假如要毁灭一个家庭,那就让他或她爱文学;假如要让一个人生计无着,在单位在社会不好用,就让他去爱文学。当然我这里指的是,真正的爱文学,不是把文学当作敲门砖。

 

四、写作秘密、生存境况及周围的文学空气

 

叙灵:福克纳说过,作家最好的写作环境是在声色犬马的场所,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最好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?你一天中最佳写作时间是哪个时候,你一般在什么时间段写作?

陈希我:最好的环境是自己的空间。在声色犬马场所,也是在声色犬马场所的自己空间里,而不是跟普通的人那样享受去了。什么时候写,不知道,完全取决于状态。

 

叙灵:要写得好,情绪上的稳定是必要的吗?经济上的宽裕对好作品有害吗?你认为写作哪一方面最困难?

陈希我:最困难的是让自己的写作产生困难。这不是一句绕口令。在我们这个写作变得越来越轻、越来越容易的时代,如何制造写作难度,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具体到我,每当写得太顺畅,也就是如流水状态的时候,我就很警惕。那么容易就被我们抓到的,肯定不是什么有价值有新意的东西。我写每一部作品,都是在不停的自我质疑之下进行的,自己折磨自己,甚至每每中途放弃。但是这是必要的。到最后,你会发现,你锤炼出了坚实的东西。我想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品格,没有它,写作就是在欺世盗名。至于经济对写作的影响,只是表面的。有的人经济很宽裕,但是他内心很危机,也可以写出好作品来。当然人是贱骨头,常常还不得不去压迫他。但是还有压迫了还不成器的呢,像阿Q,他自己乐陶陶起来了。

我这里想说说作家的精神高贵问题。作家应该是精神的贵族,像俄国作家。他们的灵魂高高飞翔在芸芸众生之上,他们的痛苦不是物质的痛苦,而是灵魂的痛苦。而不像我们,总是着眼于世俗的需求。我们写物质贫困,写吃,写性快乐或者性压抑,写好死不如赖活,写权谋,目光鄙俗、实惠得很。特别是现在还提倡写底层,更可能是危险的误导,让中国文学更加没出息。也许你会说,俄国作家也写底层人民,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,但是他是着眼于精神层面来写的,他的拉斯柯尼科夫虽然物质贫困,但不只是因物质而杀人,更重要的是作家写的是他杀人后的精神历程。陀氏本身也是,虽然穷困潦倒,但仍然是精神的贵族。

 

叙灵:国内文学评论界和媒体有段时间把你曲解为情色作家,你对这种称呼满意吗?现今不少作家都比较关注文学责任的问题?你曾被人批评为毫无道德感的一类作家,作为一个作家,道德感真的那么重要?

陈希我:我不是情色作家。我写的不是情色,毋宁说是反情色。我是通过情色,表现情色之外的东西:性的黑暗与人生的困境。当然由于立足于此,我不回避情色内容,我会很正面地表现它。在我的作品里,性从来不是点缀品和消费品。倒是那些真正的情色作家,他们写性,是为了好看、好玩、有声有色、滋润、弄些佐料。读我只读出情色来,那是他们的浅薄和色情。所以拿道德来指责我,不如回头指责他们自己。作为一个那么有道德的人,你怎么如此容易产生淫欲?我倒是一点没有生理感觉。因为我的心已被悲凉堵满了。

所谓责任,是个很美妙的词。我也曾相信自己是负着神圣的责任感而写的。那时候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,大家都觉得自己在为社会写作,在为时代写作,但是如果真是那样,后来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,他们就不该失落,他们应该像坚守阵地的狼牙山五壮士,而不是选择埋怨和逃亡。实际上,他们失落,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名利了。写作历来是他们的敲门砖,农转非,工转干,民变官,凡人变名人。我也是多少带着这样的目的:想当作家,想出人头地,想改变现状,想让我喜欢的女孩子艳羡我。当然后来文学成了不齿的狗屎了,我却退不出来了。仍不是我有什么使命感,而是,我被文学毒害了,这下倒真仿佛有了宿命,好像在坚守,倒好像很有正义感,其实不相干,只是我的坏脾气。作家是什么人?嵇康弹琴的细手,刘伶零仃的身材,一群任性的无用人,自恋的吸毒者,有什么力量来承担责任?所谓作家的正义感,只是作家有坏脾气,他只是只疯狗,它咬贼,但是他也咬主人,原因只有一个:它不爽,它要咬。

 

叙灵:你写作的秘密是否源于反叛和对抗?你赞同文学就是一个畜牲在梦境里言说一些呓语这样的观点吗?我在一篇文章中提过,陈希我是文学领地的一个异数,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端者,这些年以来你一直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,会不会觉得孤独?你如何看待别人对你的误解,在最困难的时候,有没有起过放弃写作的念头?

陈希我:写作当然是为了反抗,以冒犯的方式反抗。既然是反抗,是冒犯,是对抗平庸、撕开遮蔽,当然就是孤独的。虽然我认了,但是我不希望被误解,反过来想,谁又能真正了解谁?所以我也不期待什么。然而我也不会放弃的,因为无从放弃。也许人家会问:你写作,不就是寻求读者寻求理解的吗?是的,但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,更不能因为要对方认可,而去迎合。我能做的,就是坚持我自己,如果有幸有读者理解了我,那是缘份,说起来很俗的一个说法,但好像也只能这么表述。那是我真正的知音。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能够读得下我,读得懂我。

 

叙灵:作家干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等于在做妓,你有过这样的痛苦体验吗?

陈希我:有,当然。谁都免不了有这种时候,某种程度上说,人人都做过或者正在做鸡。活着是件屈辱的事情。

 

叙灵:福州在地理位置上偏安一隅,生活相对平稳和闲适,这种毫无压力的生存环境,往往使一个作家丧失创作的激情和动力,如果让你选择一个能够唤起内心冲突的地方,你会选择在哪座城市生活或写作?

陈希我:冲突是内心的,跟外在有关系,但不是绝对的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边缘省份的作家,我的内心冲突即使放在中心地区,也是尖锐的。选择中心城市,不是因为写作,而是因为影响力。比如很多作家选择去北京,但那是基于在那里容易产生影响,以至于有人说,在北京,不写东西的作家都比你们有影响。北京是墟场,而耕种还得在农村的田地里。事实上,现在中国的好作家,大多是在边缘地区,他们扎扎实实写,写出了真正的好作品。

 

 

 

五、生活状态、生活态度和福州文学圈子

 

叙灵:据我观察,许多时候你精神恍恍惚惚,好像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,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另外的世界里?在你的骨子里,浸透着很深的颓废味儿,这些是很早就有了吗?当你深陷于一个颓废和悲观的世界之中的时候,难道你不相信一个美好的世界?相信上帝的拯救力量吗?作家与宗教是怎样的关系?

陈希我:作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,这很正常。作家是半个精神病人,写作是飞翔。跟现世太媾合的作家,写不出好东西。当然这不媾合不是做出来的,就好像精神病不是装出来的一样。他不由自主,不得不如此,甚至与生俱来。我的悲观似乎就是与生俱来的。由于我受太多的磨难,困顿的时候,几乎没有谁能救我。用我家乡的话说:“挨墙墙倒,挨壁壁崩。”也许因此有人说,我的悲观是因为这些经历,但似乎不全是。我从小就心理灰暗,不爱进步。老师大多都说,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进步。我对温暖有着天生的排斥。小时候春节,大年初一,骨头里总麻麻的不适应。我怀疑欢庆的场面,肉麻歌舞升平,那肉麻,就仿佛别人把他的棉被盖过来。人家以为是给我温暖,我却肉麻,我肉麻别人身上的温度和气味。当年结婚,我把新房装修得灰溜溜的,弄得我爸赶紧弄一面红旗挂在中央。这些跟境遇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。

至于世界之美好,只是丑恶的变态。我不相信(至少目前)上帝能拯救我。如果我相信上帝,那么我就不必要写作了,因为我的一切都交给上帝了,没有矛盾没有痛苦了。而文学恰恰是矛盾痛苦的产物。当然,伟大的文学也不纯粹满足于表现恶,而是对恶的超越,在黑暗底下寻找光,在变态之中狂欢。像布鲁姆所说的:从一个天国之梦魇中得到诞生意味着拥有一种伟大而强有力的精神。

 

 

叙灵:大概二年以前,你还是福州一个叫吃吃文学沙龙圈子活跃的分子。如今吃吃那些朋友早已离散了,惟独你还在怀念过去那份美好的时光,吃吃对于你的生活意味着什么?它在你的内心占据何等位置?

陈希我:意味着找到了文学的党。并不是说我们吃吃这些人拉帮结党,党同伐异,像某些群体一样。不,恰恰相反,我们有各自的观念。我们吃饭,我们谈文学,纯粹而淡薄,但是又充满激情。这些人是:粲然、郑国庆、苏七七、艾冬、张海峰、欧亚、孤云,包括叙灵你和我,或者还应加上后来从南京过来的吴晨骏。在福州这个边缘地区,当时有这么个团体,简直是个奇迹。至少在那些年,给孤独无处交谈的我以安慰。这些人大都有很好的艺术感觉,我相信他们大多数都会(有的已经)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的。

 

六、文学阅读、写作现状及计划、人生归宿

 

叙灵:阅读对于一个小说家很重要,你平时读的是哪些东西?

陈希我:随便读,只要我想读。那些能刺激我欲望挑战我经验的东西,我特别喜欢。

 

叙灵:中国作家成名后,一般都是短命型的,你认为自己会一直写下去吗?小说会不会因为读者的冷落,而最终走向消亡?在中国目前越来越都市化的现代性的进程中,不知你有这样的感觉不,虚无的价值观占据了人的灵魂,人们在物质和怀疑的碎片中,怀着一份乡愁,寻找各自理想中的乌托邦,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,你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和写作,抱有什么样的希望?是悲观抑或乐观?

陈希我:马原曾说:小说已死。我曾听马原描绘现在小说的尴尬境遇:你到外面去看一看,满街都是周星驰!确实,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。也许它还是时代潮流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从这点上说,我是悲观的。但是我想我还会坚持写下去的,因为我写小说,本来就不是为了赶潮流,假如是赶潮流,我在20年前就去改变自己,汇入当年所谓的文学滚滚大潮,像当年的许多作家那样,顺顺当当发表作品。当然我也可能现在已经被淘汰了。利益对我的写作作用不是太大,所以在我身上,也难以产生速死效应。我会写下去的,这不是该不该写的问题,而是我想不想写的问题,明白地说,是性格问题,性格就是命运。所以是宿命,我的宿命就是写作。从理性的角度说,我相信我不会短命,理由是:一、我视文学为生命;二、我知道前面的路;三、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

 

叙灵:请具体谈谈你现阶段的写作计划?

陈希我:在写一部长篇《操》。从国骂入手,讲述一个民族的屈辱历史和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困境。国骂蕴含着一个民族的隐痛。父亲作为长期受凌辱的民族的男性,在所谓全球化的今天,女儿出国了,并与一个曾经凌辱过自己民族的强国的男人相爱了。女儿身为女人、爱,同时也是献出身体,嫁同时也是被操。而作为新新人类的女儿却并不这么认为,她觉得爱是双方的快乐。一个民族的受难,首先是这个民族女人的受难。一个民族要侮辱另一个民族,就去侮辱她的女人;而被侮辱了的女人,在自己民族内也要被歧视,最好她去自诀,因为她不只代表了自己被侮辱,也代表了整个民族被侮辱,她代表着母亲。小说力求探讨一个苦难民族更新的问题:记忆与遗忘,我们如何从历史的阴影里走出来。

 

叙灵:我最喜爱的美国作家辛格表达过这样的观点:在文学里,如在梦境一般,死亡是不存在的。"在你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,是否在文学中已经找到了这种慰藉般的人生归宿?

陈希我:是的。文学不死,我也不死。

 

这是十年前的一个专访,发在《文学界》上。感谢老友叙灵,感谢《文学界》策划编辑远人。这里提供了不少我个人的信息,做我“作家论”的专家和研究生,可以从这里提取。现在再看这专访,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:“中国作家成名后,一般都是短命型的,你认为自己会一直写下去吗?”当时我回答是:“我相信我不会短命,理由是:一、我视文学为生命;二、我知道前面的路;三、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”现在第三个基础已经没有了,但我仍然相信自己写作生命还可以延续,会是我同时代作家中写作生命最长之一个。十年过去了,我仍然有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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